罗辑思维
2016-05-26
本期看点
- 一个人在不断地自我修炼的过程当中，让自己变得更好的过程，其实路标就是你管理自己情绪的能力。
本期策划
- 李子旸
感谢各位来到《罗辑思维》捧场，我们今天跟大家谈一个非常难谈的人物，就是汪精卫。1949年之后海峡两岸很多历史问题观点都不一致，但唯独对于汪精卫这个人的历史定位大家是有共识的，你就是一个大汉奸。1945年国民政府从重庆还都到南京，几乎是第一件事就是把汪精卫的墓给刨开，把他焚尸灭迹。在这儿我们插一句话很多人说中国有一个文化传统，叫死者为大，错了，中国哪有这个传统。从伍子胥当年对楚王进行鞭尸开始，中国文化一直认为人死之后你的那个尸体也要承担生前的很多责任。所以仇家之间什么互刨祖坟，罪犯最后还要挫骨扬灰，这才是中国文化的传统。如果说死者为大，那你到日本传统当中反而能够找到。这是一个题外话了，总而言之，汪精卫就是这样一个下场，最后被焚尸灭迹。但直到前些年我才在网上看到一些散碎的文章，包括一些书。其中最著名的是一个旅日华人林思云写的叫《真实的汪精卫》，这批材料才开始对汪精卫进行翻案，当然了肯定不能正式出版了。看了这些文章之后确实了解了历史的另外一个面相，但是想想其实也不稀奇，我曾经在逛旧书摊的时候买到过上下两本一套书，但是因为最近我家里太乱所以没有把它给弄来，就是汪伪的那些汉奸，在抗战之后接受政府当时的法院审判的时候很多庭审的笔录。那里面其实对汉奸翻案，包括对汪精卫的汪伪政府进行辩护，那里面的材料其实很多了。包括汪精卫的老婆陈璧君，几乎从1945年从法庭上一直到监狱里，她五几年才死，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监狱里面，她一直在翻案，所以这种论调其实并不新鲜。
那这些翻案的论调大概总结起来就是这么几点：第一，汪先生有什么国可卖？当时的国土是蒋先生丢的，汪先生卖什么国？当时日统区没有一寸土地，真的由他的手里出卖的。第二，汪先生在民国政府在国民党当中有那么高的威望，他也没有组织伪军向国民政府的军队开过一枪一炮。伪军主要是主持各地方上的治安，汪先生那么崇高的威望也没有写信给他的一些旧部国民党的高级将领去劝降，这些事没干过，就是他不是日本侵华的帮凶。第三点就是他毕竟在日统区还做了一些有益于人民的事，向日本鬼子争取了一些人民的权益，维护了地方治安等，这应该都是功劳。林思云这本书除了讲这些之外，他还提出了一个很独特的视角，他说汪精卫这个人一生没有权力欲望，他之所以要这么干主动去当汉奸，其实是出于一种烈士的精神，这事既然大家都不愿意干，都不愿意毁掉自己的名誉，那我干，我来保护中国老百姓。这就存在一个问题了——那汪精卫是不是一个从来没有权力欲望的人而是有烈士情结的人呢？林思云在那本书里面给了一些论据，在历史上汪先生一旦遇到权力斗争，尤其遇到像蒋介石这种大流氓他总是退让，动不动就通电下野出国留洋，所以这个人看来对权力确实没有什么欲望。这我就要不同意了。从这开始我们今天展开对汪精卫这个人的论述。
其实我们在汪精卫的身上能够观察到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性格缺陷，就是他平时抱有一个宏大的、但是请注意是情绪性的理想，他往往又没有能力实现这个理想。这个理想一旦不能实现，立即产生一种叫幻灭感的东西。这玩意儿很可怕！要么你就孤身犯险、孤注一掷，要么就撂挑子一走了之、归隐山林。所以很多人说中国古代的士大夫有所谓的儒释道三教，但是其实用宗教的模型是没法理解这个事儿的。因为宗教嘛，要么是基督徒、要么是穆斯林，他不可能说我都是。但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他真的都是，儒释道，这三个东西在他心目当中都有。我先用儒家的理想去实现很多政治抱负，这是一种积极上进的入世的行为方式。一旦受挫，那马上就退回到道家和佛家的怀抱一切、看空，什么都是假的，这就是幻灭感。这种幻灭感在汪精卫一生的政治实践当中都非常典型。你看他前半生号称叫道德完人，因为是革命志士而且是革命烈士。他最著名的事件就是代表同盟会去刺杀清廷的那个摄政王载沣，当然没干成。但是在监狱里面留下两句诗，叫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当时这件事哄传南北，马上就出了名。这件事当然很好了，但是你追源论始，他为什么要这么干呢？其实想想也是挺可笑的，是因为同盟会当年总部在日本，老是搞革命但老是搞不成，于是就有人嘲笑他们说：你们这帮人，老是要革命、排满，你怎么老找别人要钱，老是撺掇别人的孩子上去送死，你们自己咋不去啊？一听受不了了，玻璃心碎一地，说那我就自己去，于是就跑到北京去刺杀摄政王。当然了这很可敬，可是你想想看，哪有一个成熟的革命家是这么干的？你死了那这一套理想和志业谁去完成呢？当然这是一个道德难题了。但是可以说，所有干成革命的革命家从来不会这么干，但汪精卫是这样的一个性格。
这种性格可以成就一个烈士，但是决计成就不了一个政治家。你看汪精卫自己有一个小弟叫周佛海，汪伪政权的3号人物。他私下评价他说，汪先生这个人一生无一定之主张，善变且做事不果断，非常容易情绪化。这是他小弟自己说的。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反共。这事在国民政府的那些高官里面是一个重要的政治立场。你看蒋介石这个人他要反共的时候他反得比谁都激烈，他要联合共产党的时候你看西安事变之后他也会坚决地转弯。以蒋介石为对照，汪精卫在这个事情上跟蒋介石完全相反，汪精卫是一种情绪化的决定。你比如说1927年的时候，蒋介石在上海、南京发动4.12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这段历史大家都知道，那这个时候蒋介石在南京的，叫国民政府，这其实是宁汉分流的产物。那汪精卫在武汉也有一个国民政府，这个时候他们是分裂的。汪精卫就觉得，我是孙中山的嫡传弟子，孙总理临死的时候留下来的是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我不能反共。谁反共谁就是反革命，这是他跟蒋介石当时说的话。可是你要知道后来汪精卫在国民政府里面反共比蒋介石要激烈，甚至到西安事变之后蒋介石已经决定和共产党携手停下内战、共同抗日了，汪精卫反对他说，凭啥？这是国家的既定国策，甚至是国际上我看到很多国家，这是潮流我坚决反对，我非常痛心！但他为啥呢？玻璃心嘛！其实是因为一件小事，说白了是因为一张纸。这张纸也是一个很奇怪的文件，叫五月紧急指示。
咋回事呢？1927年的时候，当时国民党很多地方上的反动军官就开始屠杀共产党人，最著名的就是长沙许克祥的马日事变。当时共产国际驻中国的一个代表叫罗易，他不是我们老罗家人，他也不是苏联人，也不是中国人，是印度人。当然作为一个共产党人，罗易就把这事报告给斯大林。斯大林在那么远的地方，他哪知道中国怎么回事，就下了一个命令叫五月紧急指示。指示说应该没收地主土地，组织农民军队，要搞8到10个师，然后就地成立革命法庭去审判那些反动军官。斯大林说这种话远在万里之外，他又不负责任。当时共产党的总书记是陈独秀，陈独秀知道这肯定不能执行，就不理他。但是罗易外国人傻嘛，就拿着这纸指令跑去找汪精卫，说你看看这事行不行。汪精卫说什么，我是国民党你是共产党，我现在要联俄联共也最多就是容得下你们而已，你居然要成立军队来审判我的军官，你不是要造反吗？于是痛下决心，跟共产党翻脸，马上开所谓的分共会议。此后汪精卫杀起共产党人比蒋介石还要狠。当然有一句话现在是不是他说的就不知道了，历史上有这么一种说法，宁可错杀一千，不能枉纵一个，据说是汪精卫说的。这不去说它了，其实作为一个政治人物，我们不说反共这事是对是错，我们就说作为一个政治人物就是你的很多判断和行为要基于当下的立场，你不能说昨天说了这么一句话，第二天因为一个事件，马上就跟窜天猴似的立即就炸了，走到自己的反面。事实上汪精卫反共他自己有一分好处吗？没有！因为证明蒋介石是对的。于是将来国民政府的主导权就归了人家蒋介石，那汪精卫只好自己又下野了。这就是他作为一个政治人物很不成熟的地方。
他不成熟到什么地步，就是我们前面讲的那种幻灭感。辛亥革命之后你说这国家就会马上好了，马上就进入一个红彤彤的自由世界，不可能嘛！你看话剧《茶馆》里面有一个著名的松二爷就讲了一句话，说这大清国不见得好，可是现在民国了我挨了饿，这就是当时的现实。理想这个东西是要一步一步的去实现的。我插一句题外话我其实特别佩服像曾国藩、李鸿章，包括前半段的袁世凯，这些人他们都是对整个现实情况有明确的了解，然后愿意委曲求全，去想办法解决一个一个具体的困难，他们的一生就能够串起一个非常大的功业。可是像汪精卫这种人他不管，我这个理想已幻灭，可一看民国了这也不见得好，就跑了。他从1912年到1917年自己就在法国待着，而他一生一旦遇到什么事，马上情绪冲动，老子不干了、马上就撂挑子。比如说中山舰事件，这是1925年的事情了，发生之后蒋介石不尊重我，我还有什么可干的？啪一撂挑子走了。汪精卫后来当民国政府的行政院院长，就相当于国家总理，因为跟张学良闹矛盾，命令张把兵撤到关内——我指挥你打仗你也不听我的，还找中央要什么粮饷，不听我的，然后蒋介石也不给他撤职，就撂挑子不干了。他从1912年一直到1937年，就这么着把平时生病去香港都不算，光去法国就去了6趟，动不动就不干了。其实汪精卫在整个国民党当中是有非常高的威望。你看他跟蒋介石闹矛盾的时候，国民党内部还有一个派叫改组派，就是帮着他跟蒋介石斗。可是你作为老大你总得有点儿谱吧，你动不动就不干了、老子去法国，底下跟着你的小弟怎么跟呢？这就是我说他不是一个成熟的政治家的原因。
所以你看孙中山刚死的时候，汪精卫是国民政府的主席，是军事委员会的委员长，当之无愧的一把手。那个时候蒋介石在党内的地位照汪精卫差老远了，仅仅是一个黄埔军校的校长加上军委的委员之一，仅仅是一个军人，他不是一个政府的头面人物。可是十几年之后，人家蒋介石，仅仅十几年之后，抗战开始的时候，蒋介石是一把手，而你汪精卫呢，屈居人下，只能当一个副职。这十几年间的故事很有意思，我们以后有机会给大家讲蒋介石是怎么崛起的。但是站在汪精卫的角度来看，这个时候他当一个副职都已经很勉强。你看，1938年的时候当时国家已经进入抗战，转入战时体制，整个国民政府和国民党采取叫总裁制，就是领袖握有一切全权，这战时嘛可以理解。当时总裁当然是蒋介石，那汪精卫咋办呢？只好安排一个副总裁的位置。他即使是这个副职国民党内的很多大佬什么戴季陶、吴稚晖这些人都反对，他没有这份德行。后来还是蒋介石玩了一点花招，说这样吧选举就不搞选票了，总裁、副总裁联合提名，要我就得要他，然后不搞选票，直接起立鼓掌通过就算了，他才当上了这么个副总裁。所以汪精卫不是后来说投敌当汉奸才身败名裂的，他其实这十几年一直是一个下滑的通道，真是自己已经快作死了。那在这儿我得插一嘴前面林思云先生写那本书叫《真实的汪精卫》，说汪先生没有什么政治欲望，你看他动不动就下野，动不动就出国留洋，他不跟蒋介石斗。这叫没有政治欲望？这叫有政治欲望，但是没有政治才能。我现在看到一则材料，当时人对他的一个评价说，汪先生这个人给他官做，他就什么都做不成，然后人望下跌大势、解体。但是你要是不给他官做，他这一辈子就要骂死你。所以你能说这样的人是高风亮节的，是一个没有政治欲望的人？鬼扯。
那接下来我们就跟大家聊聊日本人是怎么样把汪精卫骗上船的。好，我们得回到抗战刚开始的时候，其实我们现在知道是1937年7月7号的七七事变，我们都觉得这是抗战开始的一个信号，但其实当时人是不知道的，中日之间的那种冲突，他们欺负我们，然后外交谈判签订一个非常屈辱的条约，然后把局面安定下来，这几十年一直是这样那。七七事变大家闹起来了，日本人占领了平津，就是北平和天津，会不会将来通过谈判又搞一个什么协定，比如说另外搞一个塘沽协定，然后就这样过去了呢？当时人并不知道。这个时候其实中日双方都有两派，日本叫扩大派和不扩大派。扩大派就是接着弄中国、弄死他，攫取更多的利益，这是陆军部的那些人。但是其实还有一帮人，在日本内部就是当年发动九一八事变占领中国的那帮人，最典型的代表就是石原莞尔。石原莞尔这帮人其实是务实派。为什么？他在中国待着他观察中国的实际民情，他有一些判断。他知道1931年的时候发动九.一八事变和1937年的时候的中国已经不是一个中国了。1931年的时候当时反日的是一些什么人？上层知识阶层，可是1937年的时候完全不一样，中国底层的那个力量已经被动员起来了。而且说实话通过30年代的建设，中国的经济、军事、各种各样的实力确实也不一样，所以石原莞尔这些人叫不扩大派。他们知道这个时候已经吃不下中国了，这日本分两派。
中国也分两派，虽然大家都觉得抗日，我们得在这儿声明一下，这个时候我们讲的两派没有谁是投降派，他只是对于当时的国策判断不一样，比如说蒋介石都觉得虽然我也抗日，原来我也承认可以边抵抗然后边谈判。但是七七事变实在是触及了蒋介石的底线所以他发表了庐山谈话，决定坚决抗日，你日本人要跟我谈可以先退回到七七事变之前，所以蒋介石这个时候是抵抗派。可是当时民国有一帮人是反对蒋介石的，觉得蒋介石是在唱高调。这帮人就组织了一个小俱乐部叫低调俱乐部，这里面可是好多名人。比如说军官有顾祝同，当然也有后来的汉奸梅思平，可是也有大知识分子，像胡适、张君劢、陈布雷、陈立夫这些人，他们都觉得唱什么高调，中国能打吗，一打肯定死的很惨，所以一定要理性的建国，理性地面对日本的威胁，这叫低调派。当然呢这个两派之间没有谁是卖国，只是策略不同，我们再次强调一下。我们之所以要跟你交代两国各有两派，实际上是想说明真实的政治博弈过程是非常复杂的。我们今天经常简化地说美国人怎么想、日本人怎么想，但是请问，谁代表美国、谁代表日本呢？难道是总统和首相说的就是国家意志吗？不会的！任何一个人和派别他在国内的政治共同体当中都有反对派，你要想把自己的意志上升为国家意志，然后变成国家行动，然后和对方博弈出一个结果，那是非常复杂的一个过程。所以你不要抓住任何人的片言只字就觉得这已经是对方的想法了，不是，比这个要复杂得多。所以什么是大政治家，他就是能够超越一些表象，回到一些大势的判断上，决定自己的行动方针。
不得不说抗战刚开始的时候，蒋介石就是这样的大政治家。他这个形势的判断是非常准的。首先他判断中国这个时候已经不会容忍一个不抵抗的政府了，和几十年前不是一回事，这个时候民心士气都已经调动出来。中国普通民众对于国家共同体的认同已经形成，这个时候的中国不是几年前的中国了，这一点我们以前节目交代过。那第二点蒋介石的判断是因为他原来在日本留学过，对日本很了解。到1937年的时候日本其实是已经失控的国家，没有任何人再能代表日本的意志了——首相不行、天皇也不行！以前节目我们讲过，日本这个时候邪教的毒素已经发作了，形成了一种叫下克上的现象。任何政治家不管你表面上的位置有多高，如果你不能符合底层军官的那些想法，你什么想法都完蛋。所以日本已经变成一个谁都勒不住的怪兽。蒋介石说我跟你谈判，我跟你和谈，你最后想法一天三变，我才不上你那个当呢。这不是瞎说，当时真就有一次和谈，叫陶德曼调停。陶德曼是谁呢？是当时德国驻中国的一个大使，日本人是从1937年的7月7号开始打七七事变，当时军部吹牛三个月拿下中国，必须把它打趴下叫爹爹，结果三个月之后没拿下。淞沪抗战打得正热闹时。天皇就问军部那些人，你们不是说三个月吗，现在怎么样？所以很下不来台。所以日本政府当中那些不扩大派就开始发动对中国的和谈，委托德国大使向中国提条件，那个条件提得很宽容的，连承认伪满洲国这样的条件都没有提出来。确实按照那个条件来说不打就不打了，签个和平协议，继续回到七七事变之前就可以。蒋介石说你听他说，我根本就不跟他谈，先撤兵先回到七七事变之前，然后咱们再谈。果然蒋介石的判断是对的，因为日本人打下上海之后，迅速拿下了南京。到1937年年底的时候日本军部人说那此前那不算了，我再提一份又交给陶德曼。陶德曼一看，我的个老天，这哪是什么和平协议，这比一战之后的凡尔赛合约对德国还要苛刻，这简直就是让中国亡国。陶德曼就对日本人抱怨说你让我怎么下得来台，当年也是你们求我去跟中国人说。日本人不管，你看它已经失控了。所以你看蒋介石这个时候的判断就是对的。
当然了在日本人看来，蒋介石玩了他们，你骗我和谈，然后把我这一条一条地还让我做说明，现在你又公布到国际舆论上。对当时国际舆论正是因为披露了这些条件，所以大大地开始同情中国。其中有一个人就是《时代周刊》的创办人，叫卢斯亨利•卢斯，就开始在美国发动很多资源来帮中国。中国的那个国际舆论环境一下子就好起来了，所以日本人觉得上当了，恼羞成怒在1937年底1938年初就发表了近卫第一次声明，声明绝对不再和民国政府蒋介石政府谈判，你耍我，当时就搞成了这样一个局面。蒋介石这个时候在私下的日记里面还写，说对，你现在给我提一个苛刻的条件挺好，这样我们这一方面就死了心了，专门心思地跟你日本人死磕。当然了到1938年初的时候，双方已经僵化到这个程度，但是私下的和平行动其实从来没有停止过。其中有一个人很重要叫高宗武，你别觉得他是什么卖国贼，他只是一个深通日本国情的中国人，而且从后面的行迹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是一个爱国者。高宗武的日语说得比普通日本人还好，而且说的是东京帝国大学毕业生的那种日语的口气。据说很多日本人一听他张嘴说话立即肃然起敬，当时他穿梭在上海租界，包括东京之间进行了摸底，其实谈出了一个新的协定，这个协定叫重光堂协定。重光堂协定虽然不是政府的正式协定，但是它作为一个中层人员的谈判结果，其实很有意思。大概的内容是这样的，就是首先中国要承认伪满洲国，然后政府改组，日本将于两年后撤军。如果这个要谈成，其实在当时人看来是一个不错的结果。因为日本人占领伪满洲国恨不得已经快十年了，只不过是追认十年间的一个事实而已。那基本上除了这一点的话，就是回到七七事变之前。现在国家又输的这么惨，为啥不能接受呢？所以这似乎是一个可以接受的协定。
当然重光堂协定对于汪精卫来讲最大的诱惑是什么？这是为他量身打造的，因为前提是改组国民政府。蒋介石让日本人觉得够够的，再也不愿跟他打交道，看重你汪先生。你要是能出面建立一个国民政府这个条件就给你，让你在中国人民中大受好评。我们可以构想一个政治路线图，假设汪精卫另组了一个国民政府，然后日本人宣布重光堂协定正式发布，然后汪精卫说这是我谈判的结果，然后国家就获得了和平。因为虽然国家有损失但是损失毕竟不大，很多跟蒋介石离心离德的一些地方势力，包括汪精卫自己的那些班底就会拥护汪精卫。那这个时候汪精卫如果能够把日本兵赶走，日本稍微配合一下，你那边撤，我这边就进，大部分的国土就会进入汪精卫领导的国民政府的统治之下，那这个时候重庆的蒋介石他不就沦为一个地方政府嘛？如果再敢叫板的话，跟日本人一合作，灭掉你分分钟的事情。这个时候汪先生可就是又当了一把手了，而且是拯救中国的、是靠自己的政治魅力，是靠在谈判桌上用自己的主张获得了最终的和平。这个政策路线图能不能实现我不知道，但是汪精卫觉得这是可行的，现在至少我们在理论上也觉得它是可行的。所以高宗武这帮人带着这个协定跑回重庆跟汪精卫私下一沟通，好有魅力啊，然后就决定他要出走，因为在重庆干这事是干不成的。跟日本人已经勾兑好了12月8号，就是1938年的12月8号汪精卫出走，到哪儿呢？到昆明。因为昆明当时的军阀叫龙云，龙云跟蒋介石也是不对付，所以汪精卫到昆明去。然后在昆明跟日本人唱这出双簧，我宣布要和平，你那边公布好条件算，我谈判成功，然后后面就一路往下走。
可是这件事情就跟鬼打墙一样，汪精卫做的是极其不顺利。不是双方约好了12月8号他要出走吗？结果蒋介石那个时候在外考察，突然12月7号回到重庆。对汪精卫来说是不是你们的军统特务已经探知了我跟日本人这通勾当，所以马上就不敢走了。又拖了一段时间，这拖可就拖坏了事，一直拖到12月17号他才坐飞机从重庆飞到昆明。这里面还有一个小插曲，飞机上突然发现还有一个乘客谁呀？当时国民党的空军司令周至柔。周至柔自己也是飞行员出身，上了飞机之后副总裁也在，汪先生也在，这样驾驶员闪开，我也是飞行员，我给你表演一下飞行。周至柔去开飞机，汪精卫也不好反对，可是周至柔开完飞机之后发现这个飞机怎么往重庆飞。汪心说坏菜了，会不会这周至柔就是把我押还回重庆的。当然了没有，他只是表演一下飞行，这是一个插曲。那接下来的事情又出乎他的意料，17号到了昆明之后，原来跟龙云说好的，说你一个人偷偷见我就好了，我跟你说一些私下的话。结果龙云没get到这层意思，居然组织了盛大的欢迎仪式，汪副总裁汪主席来到昆明，云南人民夹道欢迎，新闻全部给报了。他本来秘密出行，所以一下很尴尬，然后他就称病，别人都不见，跟龙云见了一下面就把这个想法说了，我们组织一个西南地方政府，然后我们跟日本人唱这么一个双簧，我们就搞和平好不好，结果龙云不表态。不表态就有风险，没准儿龙云就向蒋介石报告，再把我扣这儿怎么说啊，所以赶紧起飞。
19号就降落到法属殖民，地当时的越南河内。到了河内之后，汪精卫面对的局面其实已经变得复杂。原来跟日本人约好是在昆明，等日本人发声明然后你再做响应，即使没搞成没关系，我作为国家的副元首我到地方上视察一下怎么了，顶多是没跟你蒋介石打招呼，你咬我吗？顶多是灰溜溜回到重庆，这事在历史上就跟没发生过一样。可是你现在出国了到了河内，你作为国家的副元首出一趟国，如果没有明面上的使命，请问你怎么交代啊？所以19号到了河内之后汪精卫如坐针毡就等着日本人发这个声明。果然12月23号日本人发表了一个声明，通过广播电台，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近卫第三次声明，提出了所谓的近卫三原则，就是共同防共、互临友好、经济提携。这都是一些屁话，这个声明就是发给汪精卫听的。可是汪精卫在河内通过收音机听到之后那才叫五雷轰顶。因为近卫三原则表面上那些虚话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日本人是不是像重光堂协定说好的两年后撤军，这才是汪先生所谓和平行动的终极意义所在。你只字未提撤兵，我怎么响应，你不是把我搁这儿了吗？当然，搁这儿也就搁这儿了，如果这个时候汪精卫想明白了，算了，不是事儿，日本人反悔了好，我回重庆虽然需要做一些交代，但是并无大碍。或者你就说我对抗日已经失去信心了，我仍然去法国那也行。但是汪精卫为什么没有回头呢？
刚才我们说到汪精卫在河内等日本人发声明，可是最后等来的是近卫第三次声明，完全不提撤军的事，而且背后隐藏的那个意思条件更加苛刻。如果这个时候跟日本人谈判，搞什么和平，那中国就会变成第二个朝鲜，那跟殖民地也没啥区别了。所以汪精卫知道日本人反悔了，五雷轰顶啊。对他个人当前的处境来说，也是进退失据，哪儿也去不成了，好为难。当然也有一个具体的原因，不是五雷轰顶吗？神志不清，在屋里走路的时候把腿给摔折了，所以进一步行动不便，所以他在河内就算是坐困愁城。那我们得解释一下，日本人为什么反悔呢？这就是日本这个政体的本性，他一定会导致这个结果。当然你要说具体原因是因为汪精卫不是原来说好的12月8号飞昆明吗，你咋没飞呢？日本人这个时候跟汪精卫沟通也不是那么方便说清楚这个原因。因为我们前面讲蒋介石12月7号突然赶回重庆，汪精卫推迟了飞昆明的日期，但是日本人就害怕了。这个时候双方其实处于战略猜疑期，叫麻杆打狼两头都怕。日本人怕什么呢？你玩我，派个汪精卫跟我谈，把我的重光堂协定这么优惠的条件给骗出来了，然后你又不跟我谈，弄我一大红脸，我可不上这个当。所以日本人也开始胆小，因为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日本内阁就要倒台，具体的经办人除了自杀还有第二条路吗？这是具体原因。但是话说回来，即使没有12月7号蒋介石这个偶然的返回重庆事件，其实也不会发布，因为日本人下克上的那个传统，我们前面讲，任何政治家其实都已经不能承担最后的责任。这样的一个理性的条件，日本人其实已经无人能够主持。确实近卫第三次声明发表之后，近卫自己都下台了，那后来政府会搞什么，谁能控制得了？正如我们前面讲的，日本这个国家这个时候已经是一个失控的怪兽，你跟它谈判已经没有谈判对象了，所以汪精卫是傻老婆等汉子，最后等来这么一个结果。
话分两头，我们再来看蒋介石。蒋介石等他到了河内之后，大量的情报就涌到他桌上了，他马上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蒋介石这个时候的处置应该来说还是非常理性的，一方面打电报给龙云说，你千万不能泄露汪先生跟你说了什么，这要当国家机密保持。然后接见媒体的时候就说，这汪先生嘛，到河内治病去了，这不代表政府，这是纯粹的个人事件，什么事都没有。我跟汪先生这么多年，没有什么话不能摊到桌面上讲的，肯定没有事，你放心。然后私底下跟媒体打招呼，严厉地告诫，说你们不能骂汪精卫，一定要给他回来留足充足的叫回旋余地。另外一方面，蒋介石通过各种各样的渠道给汪精卫带信，大概是讲了这么几层意思，第一，勿公开主和，你别主张什么和谈，跟中央唱反调；第二，勿与中央失去联系，就是你只要不跟我唱对台戏，你这个副总裁我还是认的，至少认你一个革命同志、革命元勋的地位；第三勿赴港，你不要去香港，去香港马上就会被日本人控制；第四可以赴欧。哪怕你去欧洲呢，这个同志情谊我们还保留，面子不撕，这是蒋介石仁至义尽的地方。但是汪精卫这个时候觉得不能这么回头，然后他抖了一个机灵说既然日本人发了这个声明完全这不是我意料中的，我不能回应日本人，但是我可以回应蒋介石，对吧。我把我和平主义者的姿态给表现出来，然后再看看各方面的反应是怎么样，因为主战还是主和这是我们国民党内部的事情，我仍然可以扮演一个反对派，然后看日本人怎么反应。你看，这不就是屎糊了心吗？
这就发出了1938年12月30号那个著名的艳电，艳就是鲜艳的艳。那为什么叫艳电呢？普及一个知识，那个时候打电报为了节省字数，就不说12月30号，就给每一个日子下了一个代码，那一天的代码就叫艳，所以叫艳电。艳电的意思，你现在把原文找出来看，他没有说自己要通敌卖国，他只是说近卫三原则现在这个声明挺好，我们应该以此为基础跟日本人谈判，同样是建国嘛。总而言之说了一堆冠冕堂皇的话，但是这番话说出来之后，国内舆论不干了，我们打的好苦啊，到了1938年的时候，武汉都丢掉了，中国半壁江山都不在了，你这个时候突然搞这个，全国都反对汪精卫。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有三次事情全国上下的舆论是高度一致，第一次是袁世凯复辟要当皇帝，全国都反对他；第二次是西安事变，张学良把蒋介石抓起来，大家骂张学良；第三次就是汪精卫发表艳电。当时反对到什么程度，连汪精卫自己的嫡系人马就是张发奎，这都是广东老乡，是汪精卫在军队当中的铁班底，都反对他，而且话说得非常之绝。当时国民党的元老已经到什么程度，你想他是12月30号发的，元旦那一天开紧急会议，中常委开会决定全体一致同意永久开除汪精卫的党籍。虽然在历史上开除你党籍这种事都作为政治斗争的工具，都用过好多回，但是这一次可真不一样，是国民党上上下下是齐心都觉得，你这个人要永远驱逐出我的队伍。可以说汪精卫前半生为国民党做的所有贡献、所有的同志交情一笔勾销，就在这一天，这是1939年1月1号的事情。
汪精卫被骂懵了，舆论对他这种反扑他一辈子也没遇到过，我不是革命元老吗？我不是不负少年头吗？怎么今天这么翻脸不认人呢？连那个华侨领袖叫陈嘉庚也给国民政府上书，说什么开除党籍，就应该直接通缉他，把他当一个罪犯。汪精卫有点懵，但是他总觉得，我总该搞清楚日本人为啥把我扔半道上了吧，于是他派了高宗武又去了一趟日本。说我在河内等你，你把日本的情况摸给我，看看我们这个和平行动还有没有可能。临走的时候也给高宗武讲了一堆条件，我方的一些底线，总想争取一点政治资本嘛。高宗武这个时候其实已经很明白了，汪精卫给他的条件，一张纸揣兜里，在日本都没拿出来过。到了东京，摸了一圈底见了一堆大人物之后，知道日本已经完了，根本没有任何人能够主持这样的大局，跟他谈出什么结果都是白谈，所以高宗武就回了香港。到香港也不巧就病了，如果他不这样一病，跑到河内直接劝汪精卫可能效果又不一样。但是高宗武还是很负责任给汪精卫写了一封长信，大概的意思就是这条路您可不能再往下走了，赶紧去欧洲后半生还能得个平安。接到信的汪精卫一看，大势已去，听人劝吃饱饭。好，我答应你，我去欧洲，这是1939年二三月份的事情。但是紧接着又发生了一件事，如果没有这件事可能汪精卫的后半辈子也就在欧洲了此残生。什么事呢？3月20号现在看应该是蒋介石派的，当然也有其他的争议了，就是军统的特务在越南的河内对汪精卫执行了一次暗杀行动。但是这次行动非常戏剧化，因为没有把汪精卫本人给杀了，而是杀了睡在他原来该睡的那张床上的另外一个人，这个人叫曾仲鸣。如果杀的不是曾仲鸣，可能后来的事又得改写。曾仲鸣是谁呢？是汪精卫的好友加秘书，两个人的关系非常近。结果第一汪精卫那个情绪冲动那个劲又上来了，因为好友就躺在自己面前，血泊之中，那个情绪的激动你可以体察；另外曾仲鸣这个人就是给他安排，比如去法国那边怎么联系，包括船票怎么买，所有跟法国的线就断了。他想去法国，这个时候因为他个人的行动能力比较差，可能也很难成行了。这两件事情放在一起，就促使汪精卫一方面情绪激动，一方面那条路也走不成，所以就干脆下决心要走上日本人的贼船。但是我们这儿得说一句，汪精卫是一开始就想当汉奸吗？他不是。他一开始也是为国为民，只不过我跟蒋介石走的路线不一样、政治主张不一样而已，那说出来的话都好听的很。
话说到这儿我们可就得点出今天我们为什么要谈汪精卫这个话题了。过去我们总以为政治家就是两极分化，一种是好的，为国为民，还有一种就是日本人说，来我这儿有糖，叫声爸爸我就给你，这样的汉奸在抗日战争的时候很多，就是为了个人利益。可是你不觉得吗，这两个模式都没法应用到汪精卫身上。因为汪精卫有什么利益可贪图？他能在日本人那儿得到的，在蒋介石这边其实也差不多。到日本人那头他也不能做主，所以汪精卫就特别奇怪这个行为。他不是为了实现某种很具体的私利，而滑到大汉奸的那个位置上去，也正是因为汪精卫身上有这样一个反差，所以后来才能有翻案文章可做，包括林思云先生写的那本书，包括汪精卫、陈璧君这样的人对自己的辩护，都是试图告诉我们说汪先生是牺牲自己的名誉来拯救日统区的老百姓。甚至我还听说过有这样一则材料说汪精卫从重庆出发的时候，给蒋介石留了个条说，兄为其易，我为其难。什么意思？就是你去抗战，这事很容易，我牺牲个人名誉去拯救日统区的老百姓，我这事很难。这个材料我现在也没考证到底是真是假，但是我个人倾向于认为不太可信。为啥呢？因为根据我们前面讲的汪精卫从重庆出走的时候，没有想好他回来怎么办，他只是跟蒋介石分庭抗礼，以另外一种方式来拯救这个国家，你不能说他的出发点就错了。那为什么从这儿出发最后滑到那样的深渊里去呢？通过我们刚才讲的那些细节，我不知道你琢磨出一点什么没有，就是他生命当中的两个东西，第一特别容易情绪化；第二因为在政治上无能，特别容易放弃。这两个性格合在一起是什么结果，就是情绪化的时候做出不当的判断。可是对方一旦对自己施压，他就很容易放弃底线。
这个时候就是曾仲鸣死了之后，1939年3月20号之后，为什么汪精卫决定要上日本人的贼船呢？就是因为情绪化，然后放弃底线的结果。这个结果他不是一次性的就滑到大汉奸那儿的，他像是切香肠一样的，一片一片地滑过去的。刚开始只是想在西南成立一个跟蒋介石分庭抗礼的国民政府，后来就觉得我到日统区去也可以，只不过日本人要答应我一些条件，我不能丧失一些人格。在这儿我们给大家举一系列的例子，比如说他决定去日统区了，当时日本人说那我们派船去接你。我汪精卫哪能上日本人的船，我就是去跟你们搞和平谈判，我也是得到上海，到上海我也只能在公共租界，就是英美控制的那个租界，我绝对不会进你们日租界。可是后来呢？表面上坚持得很好我只是国民党代表中国人民，想成立一个国民政府来拯救人民的，可是所有这些原则他一个一个的放弃了。比如说船的事，他自己租了一条法国的船。可日本人就提醒他说，我们日本的船5000吨，你租的那个法国船760吨，在海上走风浪可大，这安全可就保证不了。汪精卫说没事不就这么点路吗，我坐小船绝不上日本船。可是上了法国船之后在海上风浪一来，颠那么两下，得了吧，我还是上大船，就上了日本船。这一上可就是标志性的，这就叫上船呢，这大概是5月份的事情。可是到了上海英美的公共租界之后，日本人就又开始劝，哎呀汪先生，你在公共租界安全得不到保障，蒋介石的军统特务随时会刺杀你，还是去日租界比较安全吧。汪精卫一想也是，然后就去了日租界。那是能去的？你到了日租界之后，你再想，走门儿都没有了，你后面的生命就跟阶下囚其实也没啥区别了。
但是这个时候汪精卫还觉得我毕竟是中国的名人，我是政治上的元老，我有一堆政治上的号召力还准备跟日本人开始谈判了。可是到了日租界之后发现，谈什么判啊，日本人看你现在反而像烫手的山芋。为什么呢？因为如果要扶持你这个汪精卫的汪伪政权，那就意味着彻底跟重庆方面就撕了，跟重庆方面就再也没有谈判的可能。可日本人稍微明白点儿事的人都知道，这一步不能走，所以汪精卫这个汪伪政权非常委屈。委屈到什么程度？1940年的时候，你看1939年5月份他登陆的上海，跟日本人搞来搞去搞来搞去，一直搞到1940年，第二年的3月份，才勉勉强强地举行了一个叫国民政府还都仪式，就是伪政府成立了，然后要还都南京，举行了一个仪式，很尴尬。你想，这可是大半年又过去了，然后汪精卫什么时候就任国民政府当然是伪政府的政府主席呢？一直到1940年的11月份。8个月，日本人拖着他。为什么？下不了这个决心，这可能是在全世界历史上，就我的历史经验所及，可能是最委屈、最尴尬的一个傀儡政府。一般来说侵略者在当地扶持一个傀儡政府，这都是非常急迫的需求，马上就要让你上去干。你要熟悉宋史的时候就知道，张邦昌那个伪政府，金兵说不干也得干拿刀掐着他也得干。可是汪精卫呢，在这儿一耗就是一年多，才好不容易当上了伪政府的头儿，你说他委屈不委屈。当然过程当中就我们刚才讲的情绪化，加上不坚持没底线，就一点一点地往下滑。举一个小例子比如说这个国民政府应该用什么旗，那汪精卫说，当然应该是青天白日满地红，否则怎么叫国民政府还都南京呢。那日本人说这可不成，为啥？因为我们所有日本兵在战场上跟你们中国人打，打的就是你们青天白日满地红，你现在在南京，在我们的统治区又升起这么个旗，好像还是一个正确的旗，那怎么可以呢？这对我的士气是有重大打击的，不行不行不行。
汪精卫作为一个政治家，号召力就在于正统的国民政府，所以汪精卫觉得这实在是个底线，就为这事跟日本人反复地，几乎到了求告的程度，日本人就是不同意。最后呢汪伪政府的那个旗是啥样？青天白日满地红旁边加一个黄布条，上面写和平反共建国。写上这么几个字，就非常之尴尬。其实这不是没人跟他说过，你看我们刚才讲的那个人叫高宗武，其实还有一个人也是他班底里的人，叫陶希圣。陶希圣我现在看史料，陶希圣曾经问过北平的周作人，就是鲁迅的弟弟，著名的周作人，也是汉奸，说跟日本人干怎么样，周作人说干不得。说那个王克敏当了北平那个伪政府的主席之后天天以泪洗面，别看是什么政府首脑，真的在北平城的地位还不如日军的一个大佐，这哪儿能干啊。后来陶希圣把这个话告诉汪精卫，汪精卫也知道但是没办法，他的逻辑就是这样，切香肠，一点一点地往下滑。后来在这一年多跟日本人的谈判过程当中那个条件越来越屈辱，越来就越没法看，最后他身边这两个人，刚才我们讲的，一个高宗武，一个陶希圣，说算了，我不伺候了，两个人想办法在杜月笙的配合下，就逃到了香港。然后到香港之后把日汪密约，就是汪精卫和日本人谈判的那个密约，公布在香港的报纸上，又是举国大哗。这卖国卖得也太彻底了，太不要脸了。通过我们刚才这段讲述你体会到什么没有？政治家的堕落，他不是一次性地过去的他是一点一点地滑落的。所以刚开始他怎么想的根本就不重要，重要的是一个人的行为逻辑和性格特征，最后会从他出发开始把他推向一个无底深渊。
我们今天面对的是历史人物汪精卫，我们没有兴趣把他拉出来进一步地羞辱和鞭尸，当然更没有兴趣替他翻案和辩护，我们感兴趣的是他身上折射出来的一个命题，就是一个自我感觉还不错的人，一个已经功成名就的强者，甚至一个在道德上还勉强过得去的人怎么样避免一种悲催的命运。你别觉得这是天方夜谭，至少我们在生活中看到一些官员，干得不错，仕途很光明，被纪委找去，第二天就锒铛入狱。命运这个东西说不准的，随时会在我们身边挖掘一些黑洞和深渊。汪精卫用一生的故事至少告诉我们，这件事随时可能发生，而导致这种发生的就是你的性格缺陷。所以我们再读汪精卫的所有材料的时候，确实对我们每一个人，对自我感觉还不错的人应该有所警醒。我从汪精卫身上至少可以读出这么三个提示，第一，永远不要用动机来辩护自己行为的结果，越是做大事情的人就越不要这样做，没有用的。很多人都说我又不是故意的，我的出发点很好，所以闯的祸我也不想负责任。不行的。我们不说汪精卫，我们说一个法国人，贝当元帅，那是一战的时候法国军队的元帅，是民族英雄。可是二战的时候呢？他可能有一万条理由，配合希特勒成立了那个伪的叫维希政府，可能贝当元帅有很多他的理由吧，跟汪精卫都一样，保护法国人民不受希特勒荼毒，然后保护法国的一部分国力。你有一万个理由都没有用，二战结束之后，只要希特勒这边一败，等戴高乐的那只力量回到法国，一定判你死刑，后来果然就判了个死刑。当然戴高乐说，这个老头岁数也挺大的了，又是民族英雄，当年他又提拔的我，用自己的权力特赦了他，把他关起来，一直关到死。其实贝当在当维希政府的领导的时候，在希特勒的胁迫下，也缺席审判，判了戴高乐的死刑。当然贝当在那个死刑的判决书上也写着，不要执行，当然也没法执行了。这个细节说明什么？说明戴高乐和贝当两个人都知道对方不该死，从道理上讲有着深切之同情，知道你是怎么想的，但又怎样呢？在大面上一定要判你死刑，因为那个大是大非比你的动机要重要的多。我想汪精卫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睡到半夜的时候总在想，你看我这多难，牺牲了自己的所有名誉，苦苦支撑一个局面，来保护日统区的人民。你看蒋介石在重庆，又饿不着又冻不着，派大量老百姓上战场送死。我这叫不容易，我比他正义得多。这是你的动机，跟这个行为的结果有什么关系？因为你汪精卫干了一个汪伪政府，动摇了中国人民抗日的决心，动摇了民心士气，你产生的那个负面作用大了去了，这是用你的动机能够辩护的吗？好，我就说一千道一万，你不是说当烈士，牺牲自己的名誉来达成自己的目的。那就好了，那你还有什么可辩护的呢？既然你牺牲的是自己的名誉你去干了一件事，你达成了你想要的结果，那你就安心地去吧，当你的大汉奸去吧，因为你求仁得仁，又何怨乎。你牺牲的本来就是名誉啊，你又要当汉奸，又要所有人理解你，还要翻案，哪有那种便宜事，这是我得到的第一点体会。
第二点，我们反复说，汪精卫不断地，叫妥协、不断地丧失自己的底线，一路往下出溜，这好像听起来是一个性格缺陷，但实质是什么？实质是缺乏对大势的判断。
至少从抗战时期我们来看，汪精卫和蒋介石这两个人是有清晰的对比的。蒋介石在很多大事的判断上超越了汪精卫。第一，对于日本的判断。刚才我们讲日本根本就不是一个可以谈判的国家，你跟它谈判个屁呢，这是蒋介石优于汪精卫的第一点；第二点，就是对当时中国的国情你要有判断。这个时候不是说我政治家，我理性，我替人民做主，我是精英，我跟日本人签和平协议，已经做不到了，中国人的国家认同、民族情绪已经被动员起来。如果一个政府敢投降，或者不是投降，就是搞所谓的和平行动的话，老百姓是不答应的，战场上死了那么多子弟兵，你现在去谈判桌上去谈，不可能的。所以蒋介石曾经跟德国大使陶德曼讲，说我现在可不敢跟日本人谈什么和平，我要是敢谈，这个国家就会爆发革命，我自己的权力都保不住。你看，这就是蒋介石判断优于汪精卫的第二点。其实我还想说一点，在当时如果你在那样的处境下会觉得，和平也是一个方案，好像也讲得通。真的是一个方案吗？未必！我讲一个我在乱七八糟的地方看到的一个史料，顾维钧大家知道吧，是中国一个很著名的外交家。他经常在外交场合参加一些酒会，有一次就遇到了一个苏联军官，那是抗日战争期间，顾维钧就跟他说，非常感谢斯大林元帅给了我们很多援助，包括给飞机，给钱。那个苏联军官也很高兴，苏联人爱喝酒嘛，喝到酒过三巡之后就开始说真话，说你不知道我们苏联军人是怎么想这个问题的。如果中国坚持抗战，我们就给你们支持；如果中国不坚持抗战，我们苏联就要出兵中国北部，跟日本人共同瓜分中国。顾维钧听得那心里是冷汗直冒，为什么？你别觉得这是天方夜谭，苏联跟纳粹德国联手在波兰不就干了一次这个事吗？一个民族你即使再苦再惨，如果你坚持抵抗的话，那你就会吸引很多援助，如果你自己放弃抵抗的话，对不起，列强会共同来瓜分你。因为对苏联来说，它的国家安全也很重要。如果日本已经几乎占领了中国，它也需要重新平衡这个战略失衡，它出兵中国你说是不是可能。所以如果中国当时不坚决抗日的话，这个民族的命运惨到什么份儿上，其实很难说，这也是一个大势判断，所以汪精卫看问题的角度比当时的蒋介石还是要差了一些。如果你明白了这一点就会理解为什么汪精卫经常会妥协、经常会放弃、经常击穿自己的底线，因为他没有那样对趋势的判断，所以他永远不知道自己行为的底线应该划在什么地方，这是我想说的第二点。
第三点提醒就是甭管是对于一个个人，还是对于一个国家，理性是最为珍贵的资源。当然你会说情绪也挺好，一个菩萨还有三分土性呢，一个人情绪外露不也是挺可爱的嘛，没问题。但是如果在决策的重大关头你任由情绪影响自己的决策和判断，这把你引导到什么样的深渊可就说不好了。我自己创业之后有这么一个体会，我越来越少负面的去评价一个人和一件事，甭管是公开还是私下。这还不是为了怕得罪人，是因为我清楚地知道一旦一句话出了口，比方说这个人不行，他就是个恶棍，或者说是一个低能儿，是一个傻叉，这话一出口以我们的知识和逻辑能力我马上会编造一套理由，在自己内心里来论证自己这个判断。那结果是什么？结果不是我得罪人，是我从此丧失了对这个人这个事代表的所有现象的好奇心和求知欲，也就是说我认知的大门就关上了。对于一个创业者来说，认知是我们唯一的屏障，我经常说这个话。前不久我就看了一本书，就是一些人工智能的专家在想怎么能让机器人有人类的情绪呢？研究半天原理说原来是这么回事，人的大脑其实是一个资源池，如果想让它有情绪其实很简单，就是关闭一部分资源就可以了。比如说想让它有愤怒的情绪，那就关闭什么谨慎、温情、不攻击这些资源，它就变得很愤怒。想让机器有情绪很简单，关闭一部分认知嘛！所以你看什么是情绪，情绪是我们认知这个世界的一种能力缺损！所以我们怎么能够任由它作祟呢？所以一个人在不断地自我修炼的过程当中让自己变得更好的过程，其实路标就是你管理自己情绪的能力。在汪精卫身上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能力非常差。
当然最后我还想说一点，一个国家要想看它有没有前途，其实也看这个东西。你看，在西方历史上我们多次讲过两拨国家的对比，在法国在俄国那就是非常热情澎湃，理想主义的国家。但是它的历史糟糕，它是一个政治实验室，经常用理想主义煽动全民去追逐某一个目标，结果造成了大量的人间浩劫。可是有一些国家看起来非常的唯利是图、金权主义，像英国、像美国、像荷兰，它们的商业氛围是非常之浓厚，但是结果是人家国泰民安，至少在国家发展的历史上没有那样的惨绝人寰的大劫难，反而变成了一个越来越强盛的国家。所以理性是一种资源，虽然有的时候看起来好像不是那么光明正大或者不是那么有逼格，但是它是一个国家的珍宝。最后我想说一点体会，我一直在说中国有前途，很多人说左派五毛，其实我的判断是这样来的最根本的一个判断，就是30多年来我们不管这个国家现在存在多少问题，你问题再多还能有抗战时候那个国家那么惨吗？那个时候你能看到大势，都知道这个国家是正在崛起、正在有希望，我们面对今天的中国，为什么我判断中国有前途呢？就是因为商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进入到商业的领域正在培养自己商业的思维方式。光马云他的阿里巴巴就在中国至少培养了一千万商户，这里面有好几千万的商人，商人的思维看起来没有那么高大上，甚至还有那么一点低俗化，但是它有一个附带的好处，当大量的中国人都进入这种商人思维，开始用成本收益比来决定自己的行为的时候，任何人拿任何理想再想大规模的煽动中国人民，那都做不到了，这个国家的底盘就会变得越来越坚实。前不久，我跟另外一个罗胖罗永浩见了个面，我就跟他开玩笑，我说最近怎么看不到你在微博上跟人干架了？罗永浩说那个时候不成熟，现在是企业家了，创业了，创业的时候永远想着跟谁合作一下，创造一个价值增量，怎么会天天想跟人干架呢？你看，这是罗永浩生命当中自己的一个进步，但是我觉得极有象征意义，这也就是三十多年来中国最实在的进步。所以在此，我愿意重申一下我那个观点，中国真的有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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